逆袭国有经济的“副不吉高官”为谁代言？

	近期，一位原“副部级高官”邵秉仁频频现身媒体，责问“政府不仅没有放权，反而还在收权”，“坏就坏在国企做大做强”、“国有企业就是高成本、低效率”。如果上述观点，出自茅于轼、张维迎，乃至胡舒立、李承鹏之流，并不稀奇。毕竟人家是拿美元的，要替主子说话。但受PARTY教育多年的一位老干部拉风登场频频攻击国企、攻击公有制经济，呼唤市场化、私有化改革，完全站在了党和政府、站到了国企的对立面，这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 . W2 \0 l; f$ w, U. }8 G9 ^: s　　烧饼哥抛出的这些观点，如同自己人捅自己人，让长期致力于深化国企改革、推进国企做大做强的先生们腹背受伤，倍感心寒、百般不解。烧饼哥究竟为谁代言？毛主席说：“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”邵先生为何恨国企做大做强，为何怪政府收权？难道利益真的可以改变人的立场、价值观？难道老邵的基本判断与理论素养出了问题？难道这些年参与改革，都白混了？人们不禁要问：这位原“副部级高官”究竟为谁代言？ 　　一直以来，市场化似乎就是灵丹妙药，一些所谓经济学家、精英人士总在深情地呼唤，让政府“有形的手”退出，让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发挥作用，似乎市场就能自动平衡供给需求，市场竞争就能创造社会福利，就能达到资源分配最合理、经济运行最有效、好到不能再好的“帕累托最优”状态。而政府管制就是扼杀市场的活力，做大做强国企就是“与民争利”，就是高成本、低效率。 　　从经济学角度而言，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根本不可能！完全市场竞争需要一个近乎真空的理想环境，需要交易条件最优、生产条件最优、产品混合最优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，必须都是追求自身效益最优化的理性人，必须是在没有任何人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。难道市场能让每个人都成为“活雷锋”？ # y0 @8 [+ G8 p　　早期资本主义推进市场化，都着力减少政府管制，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如鱼得水发挥作用。可惜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，市场价格曲线永远与需求曲线背离，只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，带来了通过吸食民脂民膏的寡头垄断集团，不断成长为控制经济社会每一个环节的巨无霸。因为市场机制遵循资本与效率的原则，而资本与效率原则又存在“马太效应”，只会贫者愈贫、富者愈富，造成社会分配的极为不公与社会动荡。 1 q0 z# K; I& f% Q2 C! {% N$ \　　茅于轼、张维迎之流推崇备至的美国，在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，推行“罗斯福新政”。其核心就是发挥政府“有形的手”之作用，调节与管制经济运行，金融监管，政府投资大力兴建公共工程。应该说“罗斯福新政”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、最成功的政府干预与刺激经济行为。但为何到了原“中央副部级高官”烧饼哥这里，就成了市场竞争一抓就灵，政府一管制经济活力就窒息？国有经济就不该做大做强？将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人为割裂开来，认为市场永远是对，政府管制下的国有经济要不得，是上世纪90年代已被批驳的观点，“在搞改革的人里写字最好，在写字的人搞改革最好”的烧饼哥为何要把这些观点重新拿出来“献宝”？ 　　所有的经济政策制定与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都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：在经济体制运行中，如何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做出恰当的“混合”选择。非常明显，这一选择是复杂和多面的。它既不是在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间和选择，也不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完善的政府之间的选择；相反，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，以及二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中加以选择。事实上，没有完美的市场，也没有完美的市场开放方案。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博弈的过程，二者都不能缺位。 ! O! ?' b& {- Q! G　　反面例子其实就在我们眼前，看看上世纪被美国忽悠瘸了的前苏联。苏联解体后，以完全市场竞争与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，让普通俄罗斯人几乎失去了一切，获得最大的却是极为鼓吹市场化、私有化的俄罗斯“精英集团”，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代理人。昔日霸气无双的北极熊被肢解，从超级大国差点沦为三流国家；如果没有核武库，下场还会更凄惨。普京当政后，为摆脱困境，采用司法手段和市场手段，将战略行业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国有化，加强政府管控与调节，促进国有经济发展，才使俄罗斯缓过劲来、重新崛起。现在学界普遍认为，俄罗斯私有化就是一次以自由市场的名义、对俄罗斯人民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掠夺！ 　　俄罗斯的历史苦果，正是我们今日的警钟。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食髓知味，在中国积极扶植鼓吹市场化、私有化的代理人。具有美国中情局背景的福特基金会支持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、支持胡舒立等支持私有化的所谓精英团队。他们唱衰国企，呼吁让政府“有形的手”消失，鼓吹别有用心的市场化、私有化，倒还情有可原。但俄罗斯殷鉴不远，我们没有那么容易上当了。而邵秉仁，一个原“中央副部级高官”，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，也拾人牙慧、提出这样的荒谬观点，抨击国有经济，鼓吹破碎式改革，鼓吹以分拆国企人为增加社会成本，却看不出任何增进社会福利的成效。究竟是昏聩使然，还是别有用心！？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，是着眼于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建设，是要让改革的红利与人民共享。而邵秉仁口中的改革红利，是人民的，还是你身后所隐藏的利益集团的！？